2025年，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静默却剧烈的物种分化。这不是科幻小说中的基因改造，而是资本与权力通过医疗政策、生物技术和生命预期的系统性操控，将人类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物阶级：长生种与短生种。前者在硅谷的实验室里追求细胞重编程与表观遗传逆转，梦想着在十年内将人类寿命延长十年；后者则在特朗普政府削减医疗补助的刀口下，面临着失去医保、破产、早逝的残酷现实。
这场分化的残酷性在于，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不平等，而是生命本身的不平等——谁有权活着，谁必须去死；谁可以规划百年人生，谁只能在绝望中加速消耗生命。当特朗普签署《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将千万人踢出医保体系时，当硅谷亿万富翁们豪掷数十亿美元研究细胞返老还童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政策的冲突或科技的进步，而是生物资本主义（Biocapitalism）的终极形态：生命本身被彻底商品化，健康成为阶级特权，死亡被系统性地分配给弱势群体。
这让人想起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揭示的真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治理术，就是生命权力（Bio-power）——通过对人口和个体生命的精细管理，使生命变得驯顺而有用，同时让死亡成为经济计算的一部分。而2025年的美国，正在将这种生命权力推向极致：一边是针对底层人口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一边是针对精英阶层的永生工程（Immortality Project）。
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推动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在国会通过，这份超过1000页的超级法案被总统亲自命名，号称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测算，该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联邦政府额外增加3.3万亿美元的赤字。更可怕的是，它将通过劫贫济富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将削减约1万亿美元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资金，导致近1200万美国低收入人群在未来十年内失去医保。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将因该法案每年获益约1.2万美元，而中等收入家庭每年仅增加500至1000美元收入，最贫困家庭每年将损失1600美元。
这不是简单的财政调整，而是系统性的生命剥夺。医疗补助计划覆盖超过7200万美国低收入群体，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和农村贫困人口。当这些资金被削减时，意味着：
乔治城大学儿童与家庭中心执行主任琼·阿尔克（Joan Alker）警告：医疗补助计划对儿童、家庭、残疾人和老年人来说绝对至关重要。
然而，在大而美法案的逻辑中，这些最脆弱的群体恰恰是最需要被优化掉的负担。
在美国，穷是昂贵的。这不仅是社会学观察，更是生物学现实。根据2026年1月的报道，37%的美国家庭无法支付400美元的应急开支，一旦遭遇失业或疾病，信用评分暴跌将触发连锁反应——失去住房、求职受阻、流落街头，形成坠落死循环。
2025年，美国家庭总债务已达18.6万亿美元，医疗债务成为最大的破产诱因。美国保险巨头联合医疗（UnitedHealthcare）以延迟、拒绝和不支付等手段对付投保者，导致大批中低收入病人因为医疗债务而破产。这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系统的故意设计——通过金融化手段，将生存必需品（医疗、住房、教育）转化为利润来源，同时通过债务机制实现对穷人的永久性控制。
这种信用死刑与生物学死亡直接挂钩。没有固定住址即丧失就业资格（租房需工作证明、求职需住址证明），债务违约者面临工资扣押、资产拍卖。当一个人因为医疗债务失去住所、工作和信用时，他的生物学寿命也在急剧缩短——压力、抑郁、失去医保、无法获得及时治疗，这些都是致命的。
这种生命政治还具有深刻的种族维度。根据2024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非洲裔的预期寿命比白人少近5年，婴儿死亡率是白人的2倍多，孕产妇死亡率几乎是白人的3倍。近20年来，美国在消除关键健康指标的种族差异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凯泽家庭基金会2024年的报告指出，这些差距并非单纯由个人行为造成，而是结构性种族主义、社会经济劣势和医疗系统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南卡罗来纳州社区健康心理学家贾梅塔·妮可·巴洛（Jameta Nicole Barlow）说，政府的行为向非洲裔发出的明确信息是：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资格要求医疗服务？
在特朗普的医疗新政下，这种种族化的生命剥夺将进一步加剧。医疗补助的削减对拉丁裔和黑人家庭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超过2000万拉丁裔、1300万黑人和350万亚裔美国人依赖医疗补助，3100万儿童通过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享受医疗补助。当这些资金被削减时，被剥夺的不仅是医疗服务，更是生存权本身。
就在千万美国人因失去医保而挣扎在生死线上时，硅谷的长生种们正在开启一场更为荒诞的盛宴。2025年5月，抗衰老公司NewLimit宣布完成1.3亿美元B轮融资，由凯鹏华盈领投，公司估值已达8.1亿美元。这家由Coinbase联合创始人Brian Armstrong创立的公司，目标是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让细胞重返年轻状态，首批项目针对肝脏、免疫系统和血管系统的年轻化。
这只是冰山一角。回顾2025年，多家重编程公司陆续公布了突破性进展，甚至有公司宣布将于2026年启动全球首个临床试验。2021年，杰夫·贝索斯豪掷30亿美元成立Altos Labs，挖来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众顶级科学家，专注于细胞重编程技术。ChatGPT掌门人萨姆·奥特曼也拿出几乎所有流动资金，给长寿公司Retro Biosciences投了1.8亿美元。
这些投资背后的逻辑令人不寒而栗。奥特曼支持的Retro Biosciences专注于通过细胞重编程、自噬激活和血浆疗法，在10年内将人类平均寿命延长10年。贝索斯的Altos Labs则致力于通过山中因子（OSKM）将成熟体细胞逆转为诱导多能干细胞，实现细胞层面的返老还童，已将小鼠寿命延长约30%。
最恐怖的不是他们追求永生，而是他们真心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到可以逃脱死亡。这种信念背后是一种名为显化（Manifestation）的神棍理论——越相信某事会发生，它就越可能发生。在硅谷，这种唯心主义与资本逻辑完美结合：只要故事足够动人，相信的人足够多，再荒诞的幻想都能维持天文数字的市值。
2025年，生物黑客（Biohacker）布莱恩·约翰逊（Bryan Johnson）已成为硅谷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这位每年花费200万美元进行极端抗衰老计划的百万富翁，通过严格的饮食、锻炼、青少年血液输注和先进医疗监测，实现了多项年轻化的生物指标，包括拥有18岁年轻人的肺功能。他在YouTube、Instagram和X平台累积超过400万粉丝，毫不避讳地分享自己最私密的健康数据，甚至包括下身勃起数据。
然而，这种生物黑客文化对于普通人来说是致命的。约翰逊自己承认：仅凭这些措施（戒除酒精、睡前关闭电子屏幕、每日七小时晨光暴露等）的效果，远胜任何静脉输液、干细胞、外泌体或市面上其他花哨疗法。但对于模仿他的普通人来说，没有亿万富翁的资源，却承受着同样的生理风险。
更可怕的是，生物黑客已成为网红偶像，拥有大量模仿者。在美国，模仿长生种并不意味着你能摆脱短命种的宿命——就像美国健美网红为了增肌大量使用类固醇，很多人在30岁左右就暴毙，而同样用药的小肯尼迪因为出身名门、用药方案更温和，才能在高龄保持表面健康。
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外号吸血鬼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他对参与注射年轻人血液抗衰老项目进行了辟谣，但当时确实有大量硅谷和华尔街富豪愿意参与这种服务。Ambrosia公司曾提供年轻人血浆输注服务，每升血浆收费高达8000美元，尽管FDA在2019年警告这种疗法没有临床益处且存在风险。
年轻人的血液可以抗衰老的说法仅来自动物实验（如2014年斯坦福大学的异种共生实验），没有任何人体实验依据，且注射他人血液有额外风险。但各路富豪对这种服务依然趋之若鹜，恐怕并不是因为这个方式最科学，而是因为通过金钱与权力购买年轻人的血液来延续青春的这种权力意象，确实足够让富豪感到极致的兴奋。
虽然生物学上的吸血鬼并不会出现在现实中，但这些富豪确实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吸血鬼。他们不仅消费年轻人的生物资源，更消费着整个社会的希望——当底层在医疗债务中挣扎时，精英们在讨论如何通过细胞重编程重置自己的生物学年龄。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提出的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概念，揭示了美国底层社会的生物学悲剧。在铁锈带（Rust Belt）和阿巴拉契亚山区，白人蓝领阶层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这是美国唯一预期寿命持续下降的群体。
阿片类药物危机是这种绝望的具体表现。当生活失去希望，身体充满疼痛（体力劳动的后遗症），止痛药成了唯一的慰藉。普渡制药等公司曾大肆推销奥施康定（OxyContin），收割了无数底层生命。费城的肯辛顿大道（Kensington Avenue）就像丧尸电影的片场，这不仅仅是毒品问题，这是阶层绝望的具象化。
J.D.万斯在《乡巴佬挽歌》中描述的场景比任何社会学论文都更具冲击力：泛黄的墙纸、散落的空酒瓶、被海洛因侵蚀的母亲，以及蜷缩在衣柜里的13岁男孩。这些曾见证父辈通过流水线工作就能住进独栋别墅的红脖子们，如今沦为全美预期寿命唯一持续下降的群体。当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正身处两个世界的撕裂处：一边是西装革履的精英酒会，一边是家乡此起彼伏的毒品注射器警报声。
这种绝望之死不是偶然，而是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将竞争视为社会关系的主要特征，认为竞争即自由，主张减少税收和监管，公共服务私有化。在这种不平等哲学主导的世界中，落后者即失败者，失业被解释为缺乏进取心。当新冠肺炎疫情来袭，这种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如果治疗变得可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无疑将进一步拉大。
布朗大学2025年研究显示，最富有的美国人预期寿命可达90岁以上，而最贫困群体甚至不足50岁——这不是差距，这是生命周期的根本断裂。当短生种在40岁死于可防可控的感染时，长生种正在70岁跑马拉松、90岁在董事会投票。
长生种：30岁读博，40岁创业，60岁退休，80岁写回忆录，100岁见证曾孙毕业。四代同堂是常态。他们活在线性时间中，规划着百年人生。
短生种：14岁怀孕，20岁患糖尿病，30岁因无医保放弃治疗，40岁下葬。他们活在循环崩塌中，人生没有中年，只有青年即终局。
这种时间感知的彻底错位，导致两种群体根本无法共情。当精英讨论碳中和2050时，底层只想今晚能不能吃饱；当政策制定者推动延迟退休至75岁时，底层冷笑：我连50岁都活不到，你在跟我开玩笑？
这不是阶级矛盾，这是物种矛盾。当寿命差距扩大到代际完全错位的程度，社会就不再是不平等，而是制度性淘汰。
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从伦敦东区到孟买贫民窟，从深圳城中村到圣保罗贫民山，短生种化正在成为全球底层的共同命运——营养不良、慢性病年轻化、心理健康崩溃、医疗不可及……寿命差距正在成为新殖民主义的隐形边界。
根据OECD报告，尽管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将从现在的64.1岁增加到2025年的69.1岁，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仍然显著。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内外的收入不平等将加剧，贫困将越来越集中在非洲和南亚等特定地区。
而美国，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面恐怖镜子。当一个社会允许寿命差距扩大到代际完全错位的程度，它就不再是不平等，而是生物封建主义的降临——神族俯视虫族的21世纪版本。
第四章 生物资本主义与生命政治：理论透镜下的恐怖线 生物资本主义的崛起：生命本身的商品化
2006年，美国学者考希克·桑德·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出版了《生物资本：后基因组生命的构成》，首次系统提出了
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物资本这种新型资本形式通过生物技术研发及其应用来攫取超额利润并实现资本增值，进而重构经济社会关系架构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制度体系。生物资本主义具有两个批判维度：
资本化生命的方式汇入到当代社会总资本的累积、剥削和扩张过程之中。在2025年的美国，我们看到这一逻辑的完美体现：硅谷亿万富翁们投入数十亿美元研究细胞重编程，不是为了人类福祉，而是为了将自身转化为生物资本的特殊载体——通过技术突破，使自己的肉体成为资本增殖的永动机。第二，生命政治或政治生态学批判维度
社会个体的生命权利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蔑视、践踏和剥夺。特朗普政府削减医疗补助、将千万人踢出医保体系，正是这一维度的残酷实践——通过剥夺底层人口的生命维持资源，将社会资源集中于精英阶层的生命优化。4.2 从福柯到阿甘本：生命权力的极端形态
概念，指出从17世纪开始，权力围绕两个中心极点组织：一是人体的解剖—政治（规训权力），二是人口的生命政治（调节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等）。这种生命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使生命变得健康、驯顺而有用，同时让死亡成为经济计算的一部分。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进一步发展了生命政治理论。他在《神圣人》（Homo Sacer）中指出，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
。阿甘本区分了古希腊语中两个表示生命的词：zoe（一切活着的存在所共通的简单事实——活着）和bios（具有一定质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城邦中的公民生活）。当代生命政治的实质，正是通过权力机制将bios（有资格的生命）从zoe（赤裸生命）中剥离，创造出神圣人（Homo Sacer）——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的生命，即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的赤裸生命。2025年的美国，正在大规模生产这种神圣人。当特朗普政府削减医疗补助，当保险公司以延迟、拒绝和不支付对付投保者，当底层人口因医疗债务破产、失去住所、最终早逝时，他们正是被剥夺了
的zoe——生物学上活着，但政治上已死。他们不是被屠杀的（那需要法律程序），而是被放任死亡的——通过系统的冷漠和经济的计算，让死亡成为自然的结果。4.3 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让一部分人死去
概念，指出生命权力和死亡政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在生物遗传资本主义中，生命本身是金融投资和潜在利润的场所，而死亡则成为治理的工具。工业规模战争、军队私有化和全球冲突的新形式，特别是恐怖战争中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都是死亡政治的明显例子。在2025年的美国，死亡政治表现为更隐蔽但同样有效的形式：
。这不是集中营式的屠杀，而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清除——通过削减医保、提高药价、制造医疗债务，让贫困、疾病和死亡在特定阶层中自然传播。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大而美法案将导致
。这不是意外后果，而是预期的节约——通过减少医保覆盖，减少医疗支出，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富人的税收减免。这是一种生物性的财富转移：从穷人的寿命中榨取价值，转化为富人的资本积累。第五章 技术封建主义与生物种姓制度：未来的恐怖图景
正在形成。法国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朗（Cédric Durand）指出，数字平台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封建关系：平台所有者成为领主，用户成为农奴，通过数据租金而非传统利润实现剥削。在生物领域，这种封建主义表现为
。当NewLimit、Altos Labs等公司掌握细胞重编程技术，当基因编辑和抗衰老疗法成为亿万富翁的专属，健康寿命（Healthspan）将成为新的阶级标志。正如2025年Flagship Pioneering推出的Etiome公司所宣称的：目标是延长人类健康寿命，而不仅仅是延长寿命——但这种延长显然是有价格的，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支付得起。
。当长生种可以通过定期注射、基因疗法和细胞重编程维持年轻状态时，短生种将在40-50岁因可预防疾病死去。这不是偶然的贫富差距，而是系统性的生物隔离——通过技术垄断和价格机制，将人类划分为两个生物学阶层。5.2 AI与永生的合谋：算法治理下的生命等级
2025年，OpenAI正与多家生物科技公司合作，利用大语言模型分析基因和代谢数据，预测个体衰老速度。这看似是医疗进步，实则是
。当AI可以预测你的衰老速度、疾病风险和死亡时间时，这种信息将成为保险公司、雇主和政府进行
的依据。健康的人将获得更低的保费、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社会福利；高风险的人将被排斥、边缘化，最终被系统优化掉。特朗普政府与AI公司的密切关系，以及AI领袖们突然宣称人工智能将加速抗衰老的表态，暗示着一个恐怖的未来：
。当AI被用于设计长生种的个性化医疗方案时，短生种们连基本的医保都被剥夺。这不是技术鸿沟，这是
。在这种逻辑下，健康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个人投资的责任——你必须管理自己的身体，优化自己的生命，将自己转化为人力资本。罗斯（Nikolas Rose）提出了
概念，指出当代生命政治的新颖性在于：个体取代了人口，质量不再是进化适合度而是生命质量，责任不再落在国家身上，而是落在对家庭及其成员负责的人身上。这种生物公民是积极主动的，他们具有一种生物公民身份，从个体健康的角度出发，以个体和家庭为单位来肩负起对自己和家人的监督、管理健康的责任。然而，这种生物公民的意识形态是极度虚伪的。它假装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管理自己的健康，却
——当底层人口连基本医保都没有，当他们在食品荒漠中只能购买垃圾食品，当他们因工作压力和环境毒素而患病时，谈什么自我优化？这种意识形态的真正功能，是
——如果你早逝，那是因为你没有管理好自己，不是因为社会剥夺了你的医疗资源。这是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终极形态：让贫穷和死亡看起来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非制度性暴力的产物。第六章 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能否避免物种分化？
好消息是，眼前似乎物质世界的现实规律限制了抗衰老技术的飞速进步。尽管2025年细胞重编程领域取得了突破，但
。热量限制流派虽然流行，但副作用明显：情绪低落、精神疾病、运动能力下降、免疫力降低。对于需要高强度工作的硅谷精英来说，严格的热量限制是不现实的。
二甲双胍和GLP-1类药物虽然有助于预防衰老性疾病，但目前依然没有严格的证据证明可以延缓衰老。
衰老细胞清除技术在细胞和动物实验中有效，但清除衰老细胞可能导致其他问题——部分细胞会加速分裂，引发全新的衰老问题。
等风险。山中伸弥当年的实验中，一部分实验样本变成了癌细胞。虽然硅谷公司声称已攻克致癌性问题，但缺乏长期实验证据，人体的复杂性远超细胞级实验。科学界的共识是：未来我们确实会对衰老有更多认知，但是
。大多数专家相信，某些药物可以明显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略微提高平均寿命，但硅谷这帮人想要的绝不是这么一点进步。坏消息是，这种技术上的限制可能是暂时的。随着AI加速生物研究，随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突破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生。而当那一刻到来时，
面对生物资本主义的恐怖前景，我们需要思考替代性路径。正如生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所指出的，
构建保护生命的政治——通过全民医保、食品正义、环境监管和劳动保护，确保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而非在债务和绝望中早逝。6.3 文明的终极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什么？
当贫富差距转化为生物学差距，当阶级固化成为物种固化，人类这个概念本身是否还有意义？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试图通过技术实现永生的文明最终都走向了毁灭——从秦始皇的炼丹术到希特勒的优等民族计划，从埃及法老的木乃伊到现代硅谷的冷冻大脑。不是因为技术不可能成功，而是因为
——对他者生命的蔑视，对有限性的否定，对共同体纽带的切割。硅谷的亿万富翁们相信自己是支撑世界的阿特拉斯，没有了自己，整个世界都进步不下去。这种
的意识形态——认为给科技资本家最多支持才有利于更多人，因为他们发明的技术最终会回报整个社会——是一种技术救世主主义的变体。但现实情况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让更多人幸福，反而在美国引发了普遍的反对情绪。同样，抗衰老技术如果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只会加剧不平等，而非造福人类。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延长少数人的寿命，而在于确保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2025年的美国，正站在一场静默却剧烈的社会演化临界点上。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设定，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悲剧：富人活到百岁，穷人四十而亡；前者规划百年家族传承，后者在绝望中早育早死。
：通过系统性的生命剥夺，将资源集中于精英阶层的生命优化；通过技术垄断和价格机制，将健康寿命转化为阶级特权。这种物种分化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是
。一旦生物学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一旦长生种和短生种在基因、表观遗传和生活方式上产生根本性差异，社会流动将彻底终结。你将不再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命运，因为你的寿命在你出生时就已被阶级决定。福柯曾警告我们，生命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他可能没有预见到，生命权力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形态：
当一群自大狂将阻止他们疯狂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现实规律的限制上，这本身就是文明的讽刺。但希望仍然存在。现实规律确实在限制抗衰老技术的进步，而全球范围内的抵抗运动也在兴起。从反对医疗补助削减的抗议，到对生物黑客文化的批判，从对技术封建主义的警惕，到对生物民主的呼唤——
。这条路要求我们拒绝将生命商品化，拒绝将健康特权化，拒绝将技术垄断化。它要求我们将医疗视为基本人权而非市场商品，将健康长寿视为公共福祉而非阶级标志，将人类文明视为共同事业而非零和博弈。
